追根溯源“回汉一家亲”--中国新闻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谈到中阿关系时说：“当时的中国文化独步在世界上，为摩诃末所推荐，阿拉伯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从摩诃末时就开始了。”范老所说的“摩诃末”是“穆罕默德”的旧译，而他所说的“摩诃末所推荐”指的则是先知穆罕默德脍炙人口的名言：“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穆罕默德的第3位继承者欧斯曼，按照此遗训于公元651年遣使来华，在长安（今西安）会见了唐高宗。这标志着中阿两大民族文明对话的开始，也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此后，前来中国经商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络绎不绝，他们中有不少人留居中国各地，并被称为“蕃客”，其后裔被称为“土生蕃客”。在与汉族及其他各民族的交往过程中，他们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以及四大发明传到了西域，又把阿拉伯世界的药材、香料、珍珠、玛瑙以及数学、天文知识介绍给中国。“蕃客”堪称是中国回族穆斯林的第一个源流。

　　而中国回族穆斯林的另一个源流则是宋元之交随蒙古军政力量涌入中国各地的“西域回回”。这批穆斯林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分布地区甚广，以至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战争之时，他们过着“上马则准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的生活。在战争平息后，他们便“随地人社”，并与各地其他民族有了亲缘关系。他们在逐步接受中华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和中国各族人民交流了生产经验，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畜牧业等领域大显身手，成为国家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由于年代久远，且缺乏史料，要想知道来华“西域回回”源头所在地的确切位置，相当困难。所幸，回族将领曷思麦里奉窝阔台（成吉思汗的儿子）之命，于1231年进驻怀（今河南沁阳）、孟（今河南孟州），其祖孙4代在此地担任达鲁花赤官职的史实，在《元史》、《新元史》、《回族人物志》中均有详细记载。据记载，曷思麦里为西辽柯散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州东南)长官。蒙古西征，曷思麦里迎降，随蒙古大将哲别转战波斯、阿富汗一带。后东还，随窝阔台汗伐金，驻军于怀、孟，进职为怀、孟达鲁花赤。曷思麦里死后，其子孙均先后袭为怀、孟达鲁花赤。另外，笔者从2007年7月起参与考证的河南沁阳水南关清真寺阿文古碑，已被认定为回族历史最早的物证材料，也印证了焦作辖区内的沁阳是回族历史源头所在地。据考证，在“西域回回”大将曷思麦里进驻怀、孟地区前，这里为“蕃客”足迹罕至之地。由于这位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大将及其部属，在当今的焦作地区安营扎寨后，这里才开始有穆斯林居住，所以这里的穆斯林源流应该是“西域回回”，而不是“蕃客”。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唐宋时期来华经商的“蕃客”，还是元朝时期涌入中国的“西域回回”，他们在定居中国后，必然与汉族及其他民族发生血缘关系，并在保持伊斯兰教信仰的前提下，接受了中华文化。同时，他们采用汉民族喜闻乐见的建筑形式建造清真寺，改礼拜前高声“宣礼”为低声“宣礼”等做法，都不失为回族与汉民族求同存异、适应环境的举措。

　　笔者于1980年随中国朝觐团途径巴基斯坦卡拉奇，沙特驻该地的总领事赫亚尔先生在得知中国有56个民族时，惊讶不已，并深有感触地说：“你们能把这样多的民族、这样众多的人口组织成一个大国，我们阿拉伯民族却分成20多个国家，而且又各自为政，真值得向你们学习啊！”这句话在笔者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笔者自幼生活在焦作沁阳市回族社区，并受益于新旧两种回族——伊斯兰教育制度。由于笔者求学、工作、成家以后，一直生活在外，故在家乡结识的朋友可以说屈指可数。尽管这样，笔者也曾多次感受到家乡“回汉一家亲”的温馨。

　　据最新统计，焦作沁阳市回族人口约万余人，为汉族人口的2.5%，他们与汉族同胞交往密切。无论回族还是汉族，不仅邀请对方参加各自的红白喜事成了惯例，而且汉族人宴请回汉宾客时订清真席也成了惯例。当地汉族对回族之尊重，由此可见一斑！

　　笔者在参与沁阳水南关清真寺阿文古碑考证期间，对当地回汉民族团结友爱更有深刻的体会。这次文物考证，如果没有水南关穆斯林的文物保护意识，这通古碑很难保存至今。同样，如果没有汉族专家的“慧眼识宝”，这通价值连城的古碑，也不可能被提到科学考证的议事日程。这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汉族历史学家陈垣、陈汉章、顾颉刚先生与回族历史学家白寿彝、金吉堂、马以愚等共同创立回族学学科是同样的道理。